历史上的海门（今椒江）曾多次声名鹊起，盛况空前。它不仅是明代台州的一个军事重镇——海门卫，而且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成为浙东南沿海崛起的一座海洋经济特色明显、商贸型经济发达的新兴城市——时称台州“小上海”。

海门卫时期

海门位于台州湾入海口，因其江北小圆山和江南牛头颈对峙，状如大门而得名。向有“台州全属门户”之誉。在项士元先生编纂的《海门镇志》中，曾引用李国祥《临海形势论》和杨德安《沿海国防》的观点，盛赞“海门一带，夙称天险，为台州第一门户”，或称誉“海门居台州湾口，为咽喉之地”。说明海门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海门在宋代才有村级建制，但由于它占据独特的地理位置，港口发达，在元代就已发展成为台州海运漕粮的始发港。为保护海上运输，朝廷在台州设立海道防御千户所，并设立若干海上“站赤”，各站配备船舶5艘、水军200人。

至元末，台州爆发方国珍起义。他们啸聚海上，劫掠漕运，同时也重视发展与日本、朝鲜的海上交通贸易。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方国珍虽然投降朝廷，但其余部散居海上，常引日本人入寇，骚扰东南沿海。于是，在明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信国公汤和奉命巡视浙东、西诸郡，采纳方国珍侄子方鸣谦（黄岩今属路桥人）的建议，置海门卫以御倭寇。海门始得其名。

当时，在整个浙东沿海共有9卫32所，台属有3卫6所，即台州卫、海门卫、松门卫、健跳所、桃渚所、前千户所（简称“前所”）、新河所、隘顽所、楚门所。其中，海门卫地处3卫6所的中心地位，军事位置极其重要，被誉为台州的门户，有所谓只要守住此门户，则台州“堂奥自安”的说法。御史屠仲律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上疏中还说道：“据海门之险，则不得犯温台。”自此，海门卫的建成使海门的地位一跃成为浙东南沿海的军事设防要地。

据有关记载，置海门卫时，海门卫的城墙高2丈5尺，周长5里30步，分设东宴清、南德风、西宁远、北临江、小北靖波5门；环城浚河，分别在东南、西北和北面设3座水门。因汤和下令拆黄岩县城墙，将石料运抵海门筑卫城，黄岩县城只好立木为栅，称“木城”。

海门卫的兵官设立与兵力布置情况如下：明初，为防御倭寇，浙江设备倭都司1员，驻守海门卫。嘉靖初，设巡海道1员于海门，巡视海道，兼理兵备。嘉靖二十三年（1544），以海门处在防倭的前哨，巡海道就移驻临海。嘉靖三十二年（1553），设台州兵备道。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以台金严参将的身份驻守海门卫，下辖松海总备倭把总1员，共统领兵员7075人。其中，戚继光水陆亲兵3169人，战船40艘；备倭把总统领水兵3支，兵员3317人，战船113艘。至嘉靖四十年（1561），戚继光驻守台州的4年间，以大小数十战全胜的辉煌战绩，全歼来犯之敌。海门成为戚继光台州抗倭的中心，海门卫城也从此升格为浙东南沿海一座英雄的海防名城。

至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海门卫的兵员未减，仍有陆兵2562人、水兵4483人。其中，海门卫城驻防陆兵右、中两营共908人、水兵4483人，将水兵分成12支，分布在台州沿海各岛屿及洋面巡逻，并进行会哨协防；松海把总统领水兵893人，战船44艘，专在大陈山屯兵巡哨。

清代在海门的设防，基本上与明代相同，仅军事编制不同而已。清初，驻守台州的总兵官一度改守黄岩、台州府（今临海）、宁海等地，以驻守黄岩的时间为最长。至康熙十九年（1680），改设海门镇总兵官，辖3营，兵2575人，但不久，又改设黄岩镇，移驻黄岩。至同治六年（1867），移黄岩镇驻海门，辖中、左、右3营，兵1214人，加城守营355人，合计兵力1569人。这是清末海门实际驻兵总人数。同治十一年（1872），改称海门镇。

在这里，有一个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明初设立海门卫时，海门卫城内到底有多少居民？因缺乏历史记载，故详情不得而知。但有两种争论的观点，似乎值得我们注意。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海门卫城是海防设施，因此不会有大量百姓居住；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当时卫城墙的规模以及城内五河、五纵三横的街巷布局来看，海门卫城内应该住着不少的人，而且还必定是一个商贸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清初海门战事频发，郑成功部数次攻入海门关，势必会造成海门卫城的人口急剧下降。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为了达到封锁郑成功部活动的目的，下达了严酷的“迁界令”，派尚书苏纳海至台州，令台州滨海居民一律内撤30里。此时，海门也在内迁之列，包括海门卫属下的桃渚、健跳、千户前所等均被迁弃，海门仅设台寨驻兵，“海门城内尚有少数居民”。

至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克塽（郑成功之孙）降清，台州迁界恢复，海禁开放，拆木城，撤海门卫，允许民众出海捕鱼。从此，海门的人口、经济才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据统计，清宣统元年（1909），海葭镇（即海门、葭沚）居民有1.32万户、5.13万人。民国三十五年（1946），海门区域人口约有2.2万户、近9万人。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海门区域居民达2.59万户、10.8万人。呈历年上升趋势。

曾经的“小上海”

清末民初，随着宁波、上海等通商口岸的开通，海门借助较早立埠的优势，迅速发展航运业，加强对外贸易，致使海门成为台州最早得风气之地。至抗战初期，日军宣布封锁中国沿海港口，海门港成为联系上海的唯一通道，将大米、小麦等主副食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海门迅速崛起，成为台州的“小上海”。

历史上，海门在建设军事要地的同时，也依托海门港迅速发展港口经济。不过，海门的港口经济最初是从栅浦（今属葭沚街道）开始的，清康熙年间，家子（今称葭沚）商埠继起，为海门港的繁荣又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设浙海关家子分口，稽查出入港口的货运轮舶，征收货税。课税物资有靛青、烟糖、鱼鲞、冬笋、橘子、杂木、柴炭等等。“年额征（关税）三千余两”。此后，家子轮舶畅行，家子的关市“遂为台属之冠”。特别是来自福建泉、漳两州的商人纷纷到家子贸易，直接推动了家子经济的发达。据记载，“船埠所在，蚁聚蜂屯”，以至于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闽商在家子地面上建泉漳会馆。“十里江涛穿北岸，千家烟火匝南天。鱼虾舶到人成市，歌舞场喧夜勿眠。”这是当时的文人对家子商埠所作的描写。道光二十三年（1843），朝廷在家子设立海防同知署衙门。由于担任的官员是台州府的二把手，因此又叫“二府衙门”。首任同知龙光甸。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家子的商业文明在清中期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近代海门的兴起，大致上有两个原因。一是福建商人的作用。随着海涂涨溢，椒江海岸线东移，来台州经商的“闽船”大多停靠在海门，从而带动了海门的繁荣。同治十年（1871），福建船帮为停泊福建商船，在海门滩涂修筑了“福建道头”。光绪九年（1883），闽人又在海门通衢街设“福建会馆”。这些都很好地证明福建商人对海门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光绪二十五年（1899），海门又开凿了新河，与温黄平原相连，物流更加便利，贸易进一步发展。

第二个原因是“台大关”的设立。“台大关”是俗称，全称为“浙江海关分关”，设立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原址在家子，最初称“浙海关分口”。咸丰二年（1852）迁至海门临江门吊桥头外。“台大关”的设立，标志海门开始立埠通商，与宁波、上海等地的联系日益频繁，从而加快了海门近代化的步伐。

光绪二十二年（1896），宁波商人在家子开办外海商轮局，购置“海门”客货轮。次年（1897），首开椒甬航线。这是近代以来，海门开埠通商的标志性事件。此后，杨晨（路桥人）与陶祝华（海门家子人）集资创办越东轮船公司，相继购置永宁轮、永江轮、永利轮等轮船，先后行驶于椒甬线、椒申线等航线，开启了“吾台商业之萌芽”，只见码头上，“每次进出口，货物填溢，客商拥挤”，一派繁忙景象。正如项士元先生在《海门镇志》中所写的，海门商轮的倡办，令海门当地风气忽开，往后十余年，“轮舶倍增，往来沪上、四明、瓯埠者络绎不绝”。接着他又写道：“观今日海门埠头及市面，日新月异，商务之兴隆，有如潮涌。”于是，台州商务出现了一大转机，“小上海”的名头也就慢慢地叫响了。

西方列强的影响，也是推动海门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光绪二十四年（1898），海门正式对外通商，外国人开始进入。以李思聪为代表的天主教（梵蒂冈）势力急剧扩展，在海门设立天主堂。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始，在海门涂地上造仓库、建房屋、立街道、造码头，以至于海门港区近一公里的主岸线，皆为其所有。宣统三年（1911），海门爆发了收回轮埠的斗争。以黄楚卿、陶寿农、杨晨等为代表的本地有识之士，筹款10万元，在民国四年（1915）赎回被李思聪侵占的海门码头基地200亩，辟为东、西振市街，建造3个木质码头，并成立台州第一家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海门振市公司。这家公司的创立，为海门航运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也为现代工商业的崛起注入了活力。

据统计，截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月，海门航行宁波的轮船有“南海”“瓯江”“永安”3艘，另加上黄岩经海门至宁波的“黄岩”“鳌江”2艘，共有5艘，总载重量为1307吨。海门航行上海的轮船有“穿山”“舟山”“大华”“台州”4艘，另加上黄岩经海门至上海的“达兴”“福兴”“茂利”3艘，共有7艘，总载重量约为3534吨。这是宁波轮船总量的2.7倍。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三月十四日起，海门实行封锁，椒沪、椒甬轮船全部停航。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海门的海上交通渐渐恢复。据统计，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一月，海门航行宁波的轮船共有11艘，海门航行上海的轮船增加到12艘，海门至温州的轮船共有5艘。这些轮船均系抗战后修造，设备既佳，行驶迅速，为海门港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航运业的发达，直接推动了海门当地经济的发展。海门每逢三、八集市，四乡居民咸来贸易，“街上挤得与上海南京路一般。原有商店之外，临时设地摊甚多；市上商品颇多，并不如理想中之缺少。”国外机械设备和现代化生产技术的流入，使得机械制造、电力、机动船舶修造等新工业在海门出现。如黄崇威于民国六年（1917）在家子创办恒利电灯公司，为台州地区电力工业之始。一些传统手工作坊主们，也不甘于人后，纷纷更新技术，采用现代化企业方式生产，诸如同康酒业、宏记食品等如今响当当的台州品牌，正是当时兴起的。

民族资本多了，地方金融业跟着兴旺起来。据民国《临海县志》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临海（县）有钱庄14家，晋丰、慎隆三家开设城内（指临海城内），其余均在海门。”民国十二年（1923），丁晋卿等合资在海门甬兴街创立裕生钱庄，是为临海境内开设钱庄之始。后，海门又发展了永丰、滋丰、同丰等“八丰”钱庄。同时期，浙江地方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先后在海门开设分行或办事处，向企业、农户、渔民等发放贷款。而上海的各大保险公司如“允康”“华洋”“纽约克”“义记”等，也纷纷到海门设立代理店，发展业务。

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城镇平民和周边地区的失土农民，进入工厂和商行工作，成了工人，他们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市民”。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书院改办学堂；学堂改办专业学校（如椒江中等实业学堂、印山初等商业学校、省立甲种水产学校等纷纷建立）；还有专为女子教育而设的女校，专为大众教育而设的国民学校、妇女夜校等也相继创立。人们通过读报来获取新闻，由吴全清、赵见微等于民国元年（1912）八月创办的《赤霞报》，是海门的第一份报纸，也是台州报业之始。此后，陆续创办了《椒江日报》（1917年创刊）、《赤城日报》（1920年创刊）、《海门商报》（1922年发行）、《椒江民报》（1924年创刊）等报纸。

民国三年（1914），海门建造了台州第一个剧院“椒江舞台”，开始上演文明戏（早期话剧），轰动一时。1925年，剧院改建成装有新颖装置的旋转舞台，戏台设计仿照“上海大舞台”布局，台下有500多个座位，吸引来自上海、宁波、温州的剧团竞演。1933年，印山俱乐部（又称总理纪念堂）建成，剧场也可容纳500多人，能演剧兼放电影。1924年春，宣侠父在葭沚省立甲种水产学校建立了台州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在抗战时，海门东山中学一度成为台州救亡宣传的中心。

基于海门经济社会的发达，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二月，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专程来到椒江召开各界座谈会，商议海门改设市之事。他特别强调指出：“要繁荣台属各县，先要繁荣海门，要繁荣海门，先要设市。”他认为，台属经济的发展，“将来势必与海门联络，并向海门集中，此时海门自将特别发达”。他希望当地政府先把海门设市的条件做起来，海门“将来设市自无问题”。为此，于1948年3月，由浙江省政府下文特设浙江省椒江口建设委员会，正式启动海门设市的相关工作。具体负责水道航运设计、陆上交通及水陆联系、市镇区划街道等级规划、公共事业筹办改进、工商渔业各业及其他特产振兴辅导、建设经费筹措保管支配稽核等。但是，由于国内解放战争正处于紧张阶段，国民政府摇摇欲坠，关于海门设市之事遂成泡影。

（本文节选自《海门特区史》的概述部分，由王康艺编纂完成）